自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后，除通过债转股方式处理不良资产之外，更多的是通过诉讼手段来处置不良资产、实现债权。仅以我院为例，2000年受理的以资产管理公司为诉讼主体的案件有16件，涉及金额达39388.91万元。另据初步统计，由银行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目前处于审理、执行阶段但尚未完全实现债权的存量案件，仅上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已高达至少二千件。由于我国在不良资产管理的立法方面尚有欠缺，《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也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因此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积极探索解决司法实践中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诉讼方法，更好地保护国有资产，对促进有中国特色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笔者结合办案的体会，就当前资产管理公司涉讼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提出思考。

　　一、诉讼主体问题

　　1、资产管理公司按照总额转让形式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能否作为原告起诉债务人

　　目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收购不良资产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两种，即逐笔转让和总额转让。前者是按照帐面的借款逐笔与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这种方式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逐笔通知债务人进行确认，而经过债务人确认的转让，一般不会发生诉讼主体资格之异议。但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银行的债权，涉及的贷款金额有一万多亿，债务人近一百万户，如果要求全部进行逐笔转让，逐笔确认，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别在农业银行转让的债权中，很大一部分是采用总额转让的形式，即按照债务人或者按照借款阶段，以帐面债权总额不分具体笔数进行转让，这样资产管理公司通知债务人也不可能逐笔进行确认。于是就出现债务人对转让债权中总额转让不予确认的情况。此时，资产管理公司就面临着对没被确认的债权是否具有诉权，是否能基于总额转让协议起诉没有确认的债务人。对此笔者认为，只要总额转让协议成立，应当承认资产管理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这是因为在当前还存在着大量债务人恶意逃废债务的情况下，给予资产管理公司诉权，可以通过实体审查，以司法手段解决债务人恶意逃避拖欠国家债务，有利于国家的正当利益和支持资产管理公司正常运行。

　　2、判决生效进入执行阶段后，银行将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新的债权人，能否依据判决提起强制执行的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债务人已对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表示确认，但由于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案件的原告，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使一些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难以操作。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在银行作为强制执行申请人向法院递交执行申请的同时，将债权转让协议一并递交法院，由法院将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执行申请人进行立案。

　　3、银行起诉后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可替代银行承受原告的诉讼地位

　　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一般的审理思路是法院以银行已不再是债权人为由驳回银行的起诉或由银行撤诉，再由资产管理公司另行起诉。应该认为，这样的审理思路符合债务案件的一般审理原则，但在审理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这样的特殊案件中，无疑会带来许多程序上的麻烦且增加诉讼成本。对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从理论上有所创新，实践中有所突破。一般认为，诉权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起诉、撤诉是当事人处分权利的具体表现。当事人既然在诉讼中能够行使撤诉等权利，那么也能够在诉讼中因实体权利转移，将已行使的诉权一并随实体权利的转移而转移，从而实现诉讼中的诉权转移。这是因为诉权的基础权利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请求权转移，诉权应当也可以一并转移。事实上，诉讼中的诉权转移在《民诉法》中也有类似规定，例如原告在诉讼中死亡，继承人可以承受已死亡人的诉权成为案件的原告。这其中，继承人虽不是案件的最初原告，但由于原告死亡事件的发生，引起了诉讼法律关系的变化，使继承人承受为案件原告。当然，继承人承受死亡人诉权成为案件的原告，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如果参照这一法律精神，将在诉讼过程中因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银行债权，从而作为承受方成为本案的原告，也不失为是一种实践中的尝试。对此做法，最高法院在2000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已有表述（见此次会议中李国光副院长的讲话），因此银行在诉讼中将债权转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就可以原告的资格参与诉讼，这样不仅不损害债务人的权利，而且有利于银行脱离诉讼的缠绕，有利于调动资产管理公司追讨债务的积极性。当然这样做必须符合二个条件，一是资产管理公司提出申请；二是经法院审查许可。具体做法可以是发生债权转移后，法院裁定中止诉讼，通知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应及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提供债权转让协议证明自己的诉讼权利，经法院批准后以受让人身份替代银行取得原告地位。

　　4、资产管理公司在各地的办事处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在全国一些重大城市设立一些办事处。因此，对于办事处能否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在审判实践中也发生争议，有人提出办事处不应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以总公司名义起诉。但按照《民诉法》第49条的规定和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依法成立具备一定的财产和组织机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非法人组织机构，在其所能承担的范围内也可以成为诉讼主体。实践中，一般只要从工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即可以成为相关案件的诉讼主体。资产管理公司在各地的办事处，是根据国务院有关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文件规定，在各地设立并经当地工商局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性质属于“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显然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二、担保效力问题

　　1、担保人不签收债权转让通知，担保是否有效

　　实践中，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向债务人、保证人分别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一般均书面表示确认，而担保人大多则不签收转让通知，并在诉讼中以债权转让未经其同意为由要求免除担保责任。我国《担保法》第22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此项规定，若保证合同中无有关债权人应将债权转让通知保证人的特别约定，则适用无须通知担保人原则，即债权人只需将债权让与通知主债务人，即对保证人发生法律效力。这不同于主合同的变更而对保证人适用书面通知有效原则。对资产管理公司涉讼案件中的担保人以上述理由要求免除担保责任的，法院可按照《担保法》规定的原则，对担保人的这一抗辩不予支持。

　　2、最高额抵押中的单个具体债权转让，抵押权能否随之转让

　　在国务院国办发（1996）66号文件规定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中，许多贷款设置最高额抵押担保，而《担保法》第61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因此，按照该条规定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许多债权项下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将无效，抵押人将因此而免责，这使原本就回收困难的贷款债权将失去最后的保障。毋庸置疑，这种以抵押权限制债权人的转让权利，具有不合理性。最高额抵押权对于主债权并没有严格的从属性，一般认为如果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合同债权额已经确定，这时发生主债权转移的，抵押权可随之转移，而如果被担保的债权额没有确定，这时发生其中被担保的单个具体债权转移的，抵押权并不必然随主合同债权的移转而移转。这样一来，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受让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下的具体单个债权提起的诉讼，就无法提出实现抵押权的诉请。目前，理论界有人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1，认为结合《担保法》第59条，61条的规定仅指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一定期间”尚未结束时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一定期间”之后的主合同债权与一般抵押债权并无不同，完全可以转让。为此，笔者认为，从民商法平等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应该是正确的。首先，对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一定期间”已过的主合同债权，由于主合同债权已经确定，最高额抵押已转化为普通抵押，此抵押权亦转化为普通抵押权，因而主合同债权完全可以转让，没有理由对此加以禁止；其次，如果禁止转让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一定期间”已过的主合同债权，不仅不利于银行将不良贷款剥离至资产管理公司，也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贷款的保全和处置。

　　三、管辖和诉讼时效问题

　　1、债权转让以后发生的诉讼能否依旧适用合同履行地原则进行管辖

　　在资产管理公司涉讼的借款案件中，案件性质由原来特定主体之间的借贷关系，转变为普通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原先适用借贷纠纷案件管辖地的确定原则即合同履行地原则（由贷款经办行所在地法院管辖），就面临适用上的问题。这是因为，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银行贷款涉及到全国各地的银行，从省市到区县，如果仍按照上述原则，资产管理公司势必四处出击，到全国各地的法院去起诉，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即便能够做到也必将大大增加国家处置不良资产的成本。因此，从诉讼的“两便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考虑，笔者认为应对资产管理公司涉讼案件进行集中审理，指定由一些债务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的中级法院管辖。

　　2、债权转让后发生的诉讼能否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在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实践中，有人基于“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全国各地数以万亿计的资产”，故建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在该笔贷款处理完毕之前诉讼时效始终延续有效”。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诉讼时效是一种实体权利的丧失要件，对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是平等的，不能因法律关系的性质而有所变化；其次，诉讼时效的丧失是因为债权人怠于管理和未及时主张债权所致，因此，时效制度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以及对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者，诉讼时效制度还有很多诸如中断、中止等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制度，资产管理公司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制度，及时、有效地向债务人发出催讨或者确认书，一经确认或者通知即可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因为要维护资产管理公司的局部利益而损害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