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余X与被告帅X系同村人。2005年9月17日，被告帅X介绍一湖南籍女子曾X至原告家与原告儿子小余见面，男女双方相见并同意继续交往后，被告向原告索要婚姻介绍费28000元。经原、被告多次协商，该款数额最终确定为25000元。双方还约定该款在原告之子小余与曾X办理结婚登记后即支付15000元，其余10000元于婚后半年内付清。2005年9月19日，小余与曾X办理了结婚登记。同年9月21日，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人民币15000元。2005年9月29日，曾X不辞而别，原告及其子不知其下落。同年11月29日被告将曾X找回，继续与小余共同生活。2005年12月6日晚，曾X再次离家出走。为找回曾X，原告先后向被告支付5000元(后被告归还了1000元)作为寻找费用，但未有结果。2006年2月17日，原、被告就婚姻介绍费等费用的归还事宜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在协议中被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原告支付的19000元，逾期则承担相应的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归还任何款项。另，2007年初，原告之子小余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后缺席判决原告之子小余与曾X离婚。

[案情分析]

[分歧]

在本案审理中，对婚姻介绍费15000元是否应由被告返还原告的问题(其余4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原告自愿放弃)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观点一：原、被告双方通过书面协议自行约定了婚姻介绍费等费用的归还事宜，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确认，所以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诉争的15000元。观点二：被告收取高额婚姻介绍费这一事实使本案原告之子小余与曾X的婚姻等同于买卖婚姻，而买卖婚姻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故本案的婚姻介绍费系被告违法所得，应予收缴。另外，法院还应对被告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原告之子小余2005年9月17日与女子曾X相识，2日之后的9月19日便办理结婚登记，9月29日曾X不辞而别，仅共同生活10天。11月29日曾X被找回后，12月6日晚再次出走，从此再也未找到，这一次共同生活仅7天。从以上可见曾X与小余无任何感情，一切都是被告为了钱才从中安排、调停她与小余的婚事。当然，也不排除曾X与被告共同“合作”从小余处捞钱的可能，总之，这是一场非正常的婚姻。与以往不同的是，通常的买卖婚姻的主导者往往是女方的父母、兄弟等亲人，而本案中婚姻的主导者是女方父母、兄弟等之外的他人，当然也不排除女方本人。既然是非正常的婚姻，那么处理起来就不应按正常的婚姻财产纠纷那样仅仅返还财产了事。

2、婚姻的基础应该是两性相悦，而不是金钱。买卖婚姻不但不能使男女双方得到幸福，而且会使双方都很痛苦，因此，买卖婚姻危害大。但在某些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买卖婚姻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法律对此类纠纷的处理要起一种导向作用，起一种排斥作用，从而达到逐渐杜绝这一类现象发生的目的。具体来说，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既要惩处从中“捞钱”的人，也要惩处用金钱买婚姻的所谓“受害者”。因为“受害者”在买卖婚姻的过程中也有过错，没有他们出钱购买的行为，买卖婚姻也无法形成。如本案原告，妄图出钱买儿媳，这显然是错误的，害人又害己。收缴其支付的婚姻介绍费，是其应得的惩处。不如此，他的损失追回来后，他又可能用追回的钱去买第二个儿媳，进行第二次买卖婚姻。

[案情结果]

笔者的观点：被告收取高额婚姻介绍费这一事实使本案原告之子小余与曾X的婚姻等同于买卖婚姻，而买卖婚姻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故本案的婚姻介绍费系被告违法所得，应予收缴。另外，法院还应对被告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相关法规]

婚姻的基础应该是两性相悦，而不是金钱。买卖婚姻不但不能使男女双方得到幸福，而且会使双方都很痛苦，因此，买卖婚姻危害大。但在某些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买卖婚姻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法律对此类纠纷的处理要起一种导向作用，起一种排斥作用，从而达到逐渐杜绝这一类现象发生的目的。具体来说，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既要惩处从中“捞钱”的人，也要惩处用金钱买婚姻的所谓“受害者”。因为“受害者”在买卖婚姻的过程中也有过错，没有他们出钱购买的行为，买卖婚姻也无法形成。如本案原告，妄图出钱买儿媳，这显然是错误的，害人又害己。收缴其支付的婚姻介绍费，是其应得的惩处。不如此，他的损失追回来后，他又可能用追回的钱去买第二个儿媳，进行第二次买卖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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