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2011年11月30日鲁高法〔2011〕297号）

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青岛海事法院、山东法官培训学院、本院各部门：

2011年8月31日至9月1日，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各中院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201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副院长、与省法院民一庭审判业务对口的民庭庭长，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基层联系点法院院长以及济南军区军事法院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省法院院长周玉华发表了重要讲话，省法院副院长刘爱卿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第二十三次全省法院工作会议精神，对加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署，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好地落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更加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为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与会人员经过认真讨论，就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和民事法律政策的适用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现就有关问题纪要如下，供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参考。

 一、关于物权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物权法是规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民事法律，对于确认物的归属，明确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内容，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法律地位和财产权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针对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注重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和发挥其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必然使民事主体的静态财产权利处于动态变化中，由此相应地引发物权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物权纠纷案件中，要及时关切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各类物权关系的影响，根据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局调整审判思路，确定审判原则，确保物权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符合“为大局服务”的主题要求。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特别注重对物权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原则既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的现实要求，又符合我国民法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权进行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需要。要注重充分发挥司法的物权确认功能，既要准确把握物权登记的制度功能，严格贯彻物权公示和公信制度，又要根据案件类型充分发挥司法的物权确认功能，合理确定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在一房多卖的案件中，要分别根据登记、占有、价款交付以及合同成立的时间等确定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在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中，要重视拆迁补偿权利的特殊性，合理解决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冲突。要合理协调物权关系和合同关系，正确认识物权变动与合同效力的不同功能，贯彻落实好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从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出发，一般不宜轻易否定物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切实保护守约一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基本规则。对于当前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共有物单方处分、一物多卖等合同效力，在依法认定合同有效的同时，要通过违约责任等制度实现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

 (一)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

 根据《物权法》第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是不动产物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确定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基本依据，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在没有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依据不动产权属证书确定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但实践中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的情形比较普遍。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有错误，向法院起诉对该不动产物权请求确认归属的，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证据足以证明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的，应依法确定讼争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二)关于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与不动产登记的关系

 依据《物权法》第2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可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无需进行不动产登记而变动物权。换言之，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生效之时，即应认定不动产物权已经发生转移，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可以持该法律文书办理不动产物权的变更登记手续，登记机关是否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均不影响不动产物权的变动。

 (三)关于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同共有房屋的处理问题

 根据《物权法》第97条的规定，处分共有房屋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份额的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该规定据此确定了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两种共有财产的处分规则，即按份共有采取“多数决”的处分原则，而共同共有则采取“一致决”的处分原则。质言之，部分共有人未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否则处分行为应属无效。但部分共有人处分共同共有房屋涉及到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应根据物权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处分行为的不同情形加以处理：部分共有人与第三人就共同共有房屋的处分仅意思表示一致并达成协议，尚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此协议应为效力待定的合同；部分共有人与第三人处分共同共有房屋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其他共有人主张追回房屋的，不予支持。

 (四)关于典当的法律性质问题

 典当权在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中视为一种用益物权，是财产所有权人将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抵押给典当权人，获取相应的财物或者款项，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回赎。典权是以不动产标的物设定的物权，而当权是以动产标的物设定的物权。依据《物权法》第5条物权法定的原则，物权法没有将典当权规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因此，财产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将财产抵押给典当企业获取借款所签订的典当合同，具有抵押借款合同的性质，属于债权的范畴，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五)关于相邻关系中妨害建筑物采光、日照的认定标准问题

 依据《物权法》第89条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据此规定，认定相邻关系中妨害建筑物采光、日照的主要依据是国家颁布的有关工程建设规范，目前，涉及建筑物采光、日照标准的主要工程建设规范有：2001年7月31日建设部发布的《建筑采光设计标准》、2002年8月30日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2002年3月11日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5年11月30日建设部发布的《住宅建筑规范》。省及各中院辖区的地市颁布的工程建设规范中高于国家规定的采光、日照标准的，可以参照适用。

 (六)关于物业服务中发生的机动车损害或者人身伤害如何处理问题

 业主将机动车辆停放在住宅小区内，发生机动车辆丢失或者毁损的，应按照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中有关机动车辆服务管理的约定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的赔偿责任；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没有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机动车辆服务管理协议的，机动车辆发生丢失或者毁损的，可以根据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中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结合其过错程度、物业服务费收取标准等因素确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因物业服务企业的过错导致住宅小区内的公共设施等物件造成业主财产或者人身损害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物业服务区域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业主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受害人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的，可根据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履行相应职责或者履行职责是否存在过错确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的相应赔偿责任。

 (七)关于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问题

 依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违法建筑是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根据《物权法》第30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违法建筑因建设行为的违法性，不能发生设立物权的法律效果，建造人对违法建筑也不享有物权权益，因此，因违法建筑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当事人之间以违法建筑为标的物签订的买卖、租赁合同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确认以违法建筑为标的物的买卖、租赁合同无效。

 违法建筑是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时，婚姻当事人请求分割违法建筑的，原则上不予支持，但对违法建筑产生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八)关于不动产物权权属争议中的民行交叉问题

 不动产物权权属争议中的民行交叉问题，是指当事人对不动产物权权属据以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而引发的不动产物权权属确认争议与不动产登记行为相互交织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民事纠纷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关联。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所审理的对象不同，民事诉讼主要是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进行实质性审查，并据实作出确认权利归属的判决。至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行为是否真实合法，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

 (九)关于业主委员会的诉权范围问题

 依据物权法和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依法有权维护住宅小区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在住宅小区业主的共同利益遭受损害时，有权代表全体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业主委员会具有民事主体和诉讼主体资格。依据《物权法》第78条、第83条的规定，业主委员会的诉权范围仅限于住宅小区内业主的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遭受损害的情形，业主的专有权受到侵害，应由业主主张权利。

 二、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近年来，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先后采取了紧缩银根、提高商品房首付比例、限制按揭贷款和控制购房数量等调控政策。这是党和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人民法院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面临的全局大局。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刻认识当前形势下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客观变化，在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框架内，妥善审理好各类房地产案件，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提供司法保障。会议认为，对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中发生的房地产纠纷，要依法受理、妥善处理，对目前部分法院采取的因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引发的房地产纠纷案件不受理、受理后不审理等作法要认真纠正，防止矛盾激化；对于因国家信贷政策变化导致买受人丧失履约能力、因限购措施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应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辅之以返还原物、折价补偿和赔偿损失等，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因买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开发的“小产权房”而引发的纠纷案件，要严格贯彻国家的公共政策和诚信交易秩序，依法确认“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无效，并通过出卖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等方式避免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失衡。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完全消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应当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对房地产市场的客观变化，依法保护守法履约行为，制裁违约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规制房地产开发行为，制裁哄抬房价、捂盘惜售、欺诈消费者等违法行为。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权利保障和纠纷终结的审判职能作用，注重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结合、调解与判决相结合的方法，妥善化解房地产市场中发生的矛盾纠纷，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要加强对当前形势下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密切关切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以及可能引发的纠纷案件，及时提出应对的司法对策。

 (一)关于以协议方式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2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双方协议的方式。根据这一规定，协议是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一种法定方式。2002年7月1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11条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的方式出让，禁止以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用地。《物权法》第137条第2款也作了相似的规定。国土资源部的规定属于国家政策的范畴。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会议精神，2002年7月1日之后，凡是以协议方式签订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但7月1日之前已经政府有关部门前置审批或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除外。

 (二)关于集体土地以租代征合同的效力问题

 所谓以租代征，是指土地使用者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以承租的方式占有使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建设。以租代征是名为租赁，实为征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除符合《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的情形外，应依法认定土地租赁合同无效。

 (三)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39条的规定是法律限制未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转让的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有效，如果第三人主张房屋所有权导致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出卖人应当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四)关于因信贷政策变化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处理问题

 国家为遏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先后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以提高商品房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为主要内容的信贷政策的变化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影响比较大。对于买受人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购房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中，如买受人有证据举证证明确因信贷政策的变化而不能办理合同约定的按揭贷款，且双方对付款方式无法协商变更，而请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可予以支持。但合同有明确约定的除外。

 (五)关于因限购政策导致商品房买卖不能发生物权效力的处理问题

 为控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许多地方人民政府根据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的规定，出台了相应的限购政策，对购房人购买房屋的套数进行限制，因此，在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应当注意对限购政策的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对于房屋买受人有证据证明确因限购政策的实施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而请求与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予以支持，但合同有明确约定的除外。

 地方人民政府没有出台相应限购政策的，房屋买受人不得以限购政策的实施为由请求解除合同。

 (六)关于房屋交付条件中验收合格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7条和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17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根据上述规定，验收合格是房屋出卖人将房屋交付给买受人的法定条件，但对验收合格的标准，司法实践中认识不尽相同。根据我国现行房地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内容，组织工程质量监督、规划、消防、环保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因此，商品房交付时的验收合格应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完成综合验收为标准。因为，房屋的验收合格，除要求房屋的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强制性安全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标准外，还需要满足买受人或者房屋使用人正常的居住和生活需要，因此，出卖人交付的房屋应是完成了工程竣工验收、消防、配套设施、绿化、环保等综合验收。

 (七)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商品房认购书的效力问题

 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卖人预售商品房必须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商品房认购书是一种预约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为将来签订作为本约合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作出的一种承诺，并非正式的商品房预售行为。由于商品房认购书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故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不影响商品房认购书的法律效力。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如商品房认购书已经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此种情形下，商品房认购书不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的，该商品房认购书应依法认定无效。

 (八)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

 依据《合同法》第97、113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一方违约被解除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损失的范围包括积极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如因出卖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失的范围是纠纷发生时讼争房屋的现实价值与合同约定价格之间的差价。

 (九)关于出租人出租抵押房屋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在房屋上设定抵押权后，能否进行出租，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认为，房屋被抵押后，抵押权实现之前，出租人将抵押房屋租赁给承租人使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完全可以实现签订租赁合同的目的，应当认定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有效的，但出租人负有对租赁物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如出租人未履行该义务，承租人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要求出租人承担违约责任。

 (十)关于房屋买卖中“黑白合同”的认定问题

 房地产交易中，有些当事人为规避国家税收法律和税收监管，出卖人和买受人通常签订两份价格不同的买卖合同，其中用一份价格较低的合同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另一份价格较高的合同为真实的交易价格并实际履行的合同。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两份价格不一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以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

 (十一)关于以房抵债合同的效力问题

 在房地产开发或者建设工程施工中，由于无力支付开发费用或者工程价款，开发商以已经建成或者在建的房屋抵偿所欠的债务。以房抵债的协议既是当事人之间履行债务的一种方式，也是双方就如何履行原债务达成的新协议，只要该协议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应依法认定有效，双方应诚信履行协议。抵债的房屋是否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不影响以房抵债协议的效力。

 三、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房地产业近年来的持续热涨，拉动建筑市场和建筑行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繁荣景象。建筑业基础庞大、从业人员众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富余农民工就业，同时也拉动了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制造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使建筑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建筑市场和建筑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突出问题，可以说，建筑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违法违规的现象更普遍，如建筑市场的管理不规范导致的借用资质、转包和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等行业通病普遍存在；建设资金的投资不到位以及垫资施工导致的工程价款拖欠恶性循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程序和标准的不规范造成大量的未经验收的工程交付使用；建筑施工队伍监管的混乱导致建设工程质量低劣，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等。这些问题严重扰乱了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建筑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阻碍了建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整治措施，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管，建筑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看，随着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相应地波及到建筑市场及相关行业，造成建设工程领域中的纠纷案件不断增多，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且呈现出涉猎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专业技术性较强、法律适用难度增大的发展趋向。面临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人民法院要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坚持保障发展与促进规范并重，维护诚信与提高效率并重，确保质量与实现公平并重，切实做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规范和引导建筑市场健康发展的原则，坚持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的原则，坚持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化解建设工程领域的矛盾纠纷，为规范建筑市场，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

 (一)关于项目经理的法律地位问题

 根据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按照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一1999—02011)第1．5款的规定，项目经理是指承包人在专用条款中指定的负责施工管理和合同履行的代表。根据上述规定，在法律层面上，项目经理是建设工程承包人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全权代理人，项目经理部是承包人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肢解责任部门，不属于承包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也无需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在建设工程施工中，项目经理的行为视为承包人的行为，项目经理在建设工程施工中与发包人、分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发生的争议，应当由承包人作为诉讼主体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关于“黑白合同”认定的有关问题

 对不属于《招标投标法》第3条规定的强制招标的建设工程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的规定，即是否存在着“黑白合同”的问题。不论是自愿招标发包还是强制招标发包的建设工程，只要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通过招投标方式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就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根据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得另行签订与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合同，即“黑白合同”。

 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程，即建设工程无需招标的，但当事人双方自愿将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此后又签订与备案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合同，此种情形不适用“黑白合同”的认定规则。

 关于“黑白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并未对“黑白合同”的效力作出评判，只是规定将“白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因此，在审判实践中不宜对“黑白合同”的法律效力进行认定。

 依据《招标投标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21条的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按照中标文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中标人单方出具让利承诺书，承诺对建设工程予以让利，实质上变更了中标合同中的价格条款，构成对中标价格的实质性背离，故属于“黑合同”的性质，因其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让利承诺书无效。

 (三)关于固定价格合同未履行完毕而解除的，工程价款如何结算的问题

 根据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价可以采用固定价、可调价和成本加酬金三种形式。建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8条的规定，固定价格又分为固定总价和固定单价两种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对于固定价格合同已经完全履行完毕情形下的工程价款结算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而对固定价格合同未履行完毕情形下的工程价款结算问题未明确。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固定单价结算的，则应根据固定单价核算出已完工程的实际工程量，据实结算工程价款；如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固定总价结算，则按照实际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占全部的工程量的比例，再按照合同约定的固定价格计算出已完部分工程价款。

 (四)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形下发包人能否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规定确立了合同无效情形下的工程价款结算与建设工程的质量直接挂钩的基本原则。对于合同无效情形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工程，发包人能否请求参照合同约定进行工程价款结算，司法解释未规定，会议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依法确认无效，但只要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发包人亦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五)关于固定价格合同在履行中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问题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价格结算，在合同履行中，发生建筑材料价格或者人工费用过快上涨，当事人能否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合同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如果建筑材料价格或者人工费用的上涨没有超出固定价格合同约定的风险范围，当事人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调整合同价款的，不予支持；如果建筑材料价格或者人工费用的上涨超出了固定价格合同约定的风险范围，发生异常变动的情形，如继续履行固定价格合同将导致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或者显失公平的，则属于发生了当事人双方签约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当事人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调整合同价款或者解除合同的，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予以支持，

 (六)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诉讼地位和发包人责任的性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是指工程转包合同的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借用资质(资质挂靠)的承包人。司法实务中应当严格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标准，不得随意扩大实际施工人的适用范围。实际施工人可以是法人、其他组织、个人合伙，也可以是自然人(俗称“包工头”)，但从事建筑业劳务作业的农民工不属于实际施工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发包人请求支付欠付工程价款的，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追加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共同被告；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得追加发包人为诉讼当事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请求支付欠付工程价款的，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直接支付欠付工程价款的责任，发包人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承担支付工程价款的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七)关于质量保修金返还时间的确定问题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金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保修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质量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其主要功能在于担保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后在保修期限内出现的质量缺陷问题。与质量保修金相联系的是质量保证金。依据建设部《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保修金)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从上述规定来看，建设工程质量保修金和保证金属于相同性质的费用，功能也是相同的。由于质量保修金对应的是质量保修期，而质量保证金对应的是缺陷责任期，导致司法实务中对于保修金或者保证金的返还时间发生争议。会议认为，质量保修期与缺陷责任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质量保修期是指建设工程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法定最低保修期限，在此期限内承包人对建设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负有保修义务。而缺陷责任期是指质量保证金的预留期限，最长为2年，缺陷责任期满，发包人应当将保证金返还给承包人。因二者期限不同，质量保修期长于缺陷责任期。因此，当事人对质量保修金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缺陷责任期满后，发包人应当将质量保修金返还给承包人，即发包人应当自接受建设工程之日起2年内将质量保修金返还给承包人。

 (八)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标准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不一致的处理问题

 建设工程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安全。因此，国家对建设工程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建筑法、合同法在立法上均对建设工程质量作出明确规定，并确定了建设工程质量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但建设工程质量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核心内容，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纠纷频发、争议激烈的问题。因此，对于建设工程质量争议，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审判原则，依法通过司法手段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建设工程质量标准低于国家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强制性标准的，该约定无效，建设工程发生质量缺陷的，承包人应当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承担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等责任；对于当事人约定的建设工程质量标准高于国家规定的强制性安全标准的，如约定获得“鲁班奖”等，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承包人的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九)质量保修期间质量缺陷的责任承担问题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缺陷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施工单位承担保修责任与建设工程质量缺陷责任不是同一概念，施工单位负有保修责任并不意味着承担建设工程的质量缺陷责任。对于在建设工程保修期间出现的质量问题，虽由施工单位负责保修，但保修所发生的费用应当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负担。实务中，对于保修期间的质量责任划分和损失承担原则根据以下情形确定：(1)施工单位未按国家有关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和设计要求施工，造成质量缺陷的，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属于勘察、设计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质量缺陷，由施工单位负责返修，费用由建设单位支付，建设单位可向勘察、设计单位追偿。(3)因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质量不合格引起的质量缺陷，属于施工单位负责采购的，由施工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属于建设单位负责采购的，但施工单位提出异议而建设单位坚持使用的，由建设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施工单位没有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仍然使用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共同承担责任。(4)因建设单位或者建筑物所有人使用不当造成的质量缺陷，由建设单位或者建筑物所有人自行负责。(5)因自然事故、社会事件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质量事故，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承担责任。(6)对发包人提出的违反法律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承包人不予拒绝而进行施工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共同承担责任。

 (十)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以政府文件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现政府文件被撤销或者失效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

 当事人双方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以地方人民政府的文件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标准和依据的，该政府文件已经构成合同的内容，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约定有效。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中，如果合同所依据的政府文件被撤销或者失效，但该政府文件已经转化为合同约定，仍应按照政府文件的规定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当地人民政府出台新的文件对原文件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修改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外，仍应以原政府文件的规定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四、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农村土地问题是事关广大农民社会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农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党和国家站在全局的高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大农业投入、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出现了持续向好的发展形势。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持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土地权利是广大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也关系到我国政权的稳固。保护和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一定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当前形势下妥善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意识，充分发挥好人民法院权利确认、公权制约和纠纷终结的职能作用，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确保党和国家有关“三农”政策措施的正确落实，切实维护广大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土地权益。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农民依法享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承包期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承包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

 (一)关于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和法律适用问题

 依据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有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情形，两种承包方式均可以创设用益物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无需进行登记。对于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问题，其土地承包合同不具有创设物权的效力，而是属于一般的债权合同，承包人的承包经营权遭受侵害的，承包人只能基于合同行使债权请求权主张权利，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视为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的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该权利具有物权性质，因此，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依法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

 (二)关于村民小组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依据《物权法》第60条、《土地管理法》第10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的规定，土地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换言之，农村集体土地由村内的村民小组管理的，可以由村民小组作为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因履行土地承包合同或者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的，村民小组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

 (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延包或者依法调整承包地重新发包后，丧失承包地的农户请求返还的处理问题

 依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承包地在土地二轮承包或者被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调整、收回后重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其他承包农户，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应当依法认定承包农户合法取得相应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承包人要求返还原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此类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四)关于发包方违法侵占、收回、调整家庭承包地的情形下，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

 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存续期间，发生发包方违法侵占、收回、调整承包方承包地的情形下，承包方请求发包方返还违法侵占、收回、调整承包地的请求权，是基于物权发生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此种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的范畴，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当予以支持。

 (五)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效力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指具有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和抵押，而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未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发生的流转，属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经发包方同意。承包人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的规定，发包方不同意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理由是承包方不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换言之，只要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发包人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都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经发包方同意”，应理解为明示同意。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出租、转包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发生转移，承包地被征收的，享有土地补偿权利的主体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而非承租人或者接受转包的承包方。

 (六)承包人未按承包合同约定种植特定农作物的，发包方是否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的问题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形成规模化种植效益，有的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方只能种植某种农作物，否则发包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由于该约定限制了承包方的经营自主权，所以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该约定的效力存在争议。会议认为，不同承包经营方式的功能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对于上述约定的处理原则也应有所不同。家庭承包方式下签订的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承包方对于经营承包地具有自主权，因此，对于家庭方式承包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发包方以未按约定种植指定农作物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发包方在合同中约定承包方未种植指定农作物时享有解除权的约定有效，发包方以此请求解除承包合同的，原则上应予支持。

 五、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实施，国家对金融政策进行了调整，银行贷款的规模不断收缩。在现行金融政策的制约下，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户信用贷款难的矛盾不断凸显，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由此民间借贷市场异常活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有利于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民间借贷市场的自发性、自主性和不规范性，使其潜在的风险无法防控，不仅引发了大量的民事纠纷，而且容易滋生非法融资甚至洗钱犯罪等现象，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近一个时期，民间借贷市场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大化、借贷用途多样化、借贷利息高额化的鲜明特点，与此相应反映到诉讼中的民间借贷纠纷和矛盾亦呈现出数量多、增长快、难度大的发展态势，民间借贷案件逐渐成为民事审判工作中波及范围广、敏感程度高、案结事了难的纠纷案件类型。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权利保障和纠纷终结的审判职能作用，积极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宏观调控金融市场的大局，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积极稳妥地审理好涉及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为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金融市场风险，促进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关于民间借贷的范围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民间借贷与其他借款合同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借贷主体的差异。通常理解的借款合同关系主要是指国家依法批准的金融企业与借款人之间发生的资金借用关系，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要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资金借用关系。就民间借贷合同的标的物而言，一般限于货币借用，不包括有价证券的借用。

 (二)关于民间借贷的生效条件问题

 正确认定民间借贷的生效条件是审理此类纠纷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推动民间借贷市场合法有序发展的保障。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条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合同法》第210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原则上应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民间借贷合同以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达成货币借用合意，并以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为生效条件。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仅达成借款合意，而未实际给付借款标的物的，可以认定合同成立而未生效，借款人不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

 (三)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证据审查和采信问题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点在于证据审查和认定难，实践中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证据，应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民间借贷的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款人主张已经偿还借款的，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举证责任。对于出借人提供的“借据”等书证，应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包括借贷金额的多少、支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认定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四)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争议的处理问题

 民间借贷的利息是指从借款人借款之日至还款之日之间产生的利益，而民间借贷的违约金是指借款人逾期偿还借款本金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明确约定借贷利息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利息，但借贷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对于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出借人与借款人在民间借贷合同中既约定利息又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最终收取的利息和违约金的总额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原则上应以民间借贷书证上记载的借款金额为本金，当事人约定利息预先扣除或者有证据证明实际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出借金额认定本金。

 (五)关于个人借贷单位使用的民间借贷处理问题

 对单位工作人员为本单位的生产经营需要，以自己名义与出借人发生资金借用行为而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应首先审查借贷法律行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其次审查借款的实际用途和实际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的资金借用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借款由单位实际使用，应当认定单位为实际借款人，由单位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如果借款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且出借人并不明知借款人是履行单位的职务行为、有充分理由认为其是在同借款人个人发生借贷关系时，即使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单位实质上存在借贷关系，应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支持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权利。

 (六)关于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问题

 依据《合同法》第206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中没有约定借款日期和还款期限的，出借人可以随时请求借款人偿还借款，借款人也可以随时偿还。出借人没有提出还款请求，借款人也未主动偿还借款的，为保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原则上适用《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

 六、关于侵权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近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形态的日趋丰富，民事主体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数量不断增长，各种特殊侵权、新型侵权案件不断出现，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案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物件损害赔偿案件等特殊、新型案件日益成为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要类型。目前，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日益呈现出法律关系复杂化、诉讼主体多元化、赔偿数额高额化、纠纷发生群体化的鲜明特点，成为所有民事案件中社会敏感程度高、波及范围广、审理难度大的纠纷案件类型，因此，做好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侵权责任法作为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的基本民事法律，对于统一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化解社会领域的侵权纠纷为主线，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为核心，切实做好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工作。

 (一)关于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衔接问题

 侵权责任法在归责原则、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方式等方面与以前有关侵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诸多冲突，因此，要正确处理好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之间的适用关系问题。对于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之前与该法内容存在冲突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应再继续适用；对于侵权责任法未明确规定，且之前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原则相一致的内容，可以作为对侵权责任法的有益补充，继续适用。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其他特别法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侵权责任法与其他侵权法律规范相冲突的，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

 (二)关于无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明的情形下，有关部门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

 因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流浪乞讨等身份不明的人死亡，无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明的情形下，民政部门等有关单位向赔偿义务人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

 (三)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了侵权致人损害的赔偿范围，但没有明确规定各项损害赔偿项目的具体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侵权致人损害的赔偿标准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依据该规定，在裁判说理中，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分别计算，但在判决主文中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合并计算作为一个判项，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判项中不再出现。

 (五)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存在法律适用二元化的现象。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不论构成医疗事故还是医疗差错，均应统一适用《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的，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实行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患者应当就医疗机构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如医务人员有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疗材料、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等情形下，才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因伪造、篡改、涂改或以其他不当方式改变病历资料内容、遗失、销毁、抢夺病历等情形导致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在因果关系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无法认定的，由改变、遗失、销毁、抢夺病历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制作方对病历资料的内容存在明显矛盾或错误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仅存在错别字、未按病历书写规范书写等形式瑕疵的，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的认定。

 (七)关于产责任的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问题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规定，产品责任对产品的生产者实行严格责任，即无过错责任，而对产品的销售者实行过错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行使选择权，请求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选择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销售者有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产品缺陷是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选择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生产者有证据证明销售者存在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销售者追偿。

 受害人选择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被告的，应当判决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共同被告中的一方有证据证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可明确其依法享有追偿权。

 (八)关于产品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仅限于因缺陷产品致使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人身损害，而不适用财产损害。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侵权人的赔偿能力、获利状况、受害人遭受的损失、社会影响等因素确定。

 (九)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

 侵权致人损害，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侵权致人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获利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为受害人或者近亲属。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议认为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予以适当调整。具体调整标准如下：侵权人是自然人的，一般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1000元—5000元；严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5000元—10000元。侵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一般按照自然人赔偿标准的五至十倍予以赔偿。损害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在上述基础上适当提高赔偿标准。

 (十)关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一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实行过错责任，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损害的，机动车之间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一损害，如果能够明确各自责任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的规定处理，由机动车之间各自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无法明确责任，且每个机动车的肇事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1的规定，由各机动车承担连带责任。

 (十一)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者的认定问题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的范围应严格按照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确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本车人员因机动车颠覆、倾斜等脱离了被保险机动车辆造成损害的，不宜视为受害人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受害人请求保险公司承担限额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十二)关于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处理问题

机动车未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参照适用《山东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65条的规定，由赔偿义务人在相应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十三)关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机动车贬值损失是否予以赔偿的问题

机动车贬值损失一般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其使用性能虽已恢复，其本身经济价值却会因发生交通事故而降低所造成的损失，其实质为民法理论上所称的纯粹经济损失。对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机动车贬值损失是否予以赔偿，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且机动车贬值损失的认定受机动车本身状况、机动车的用途、市场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多变性和不可确定性。因此，不宜支持交通事故受害人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机动车贬值损失的诉讼请求。

七、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问题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近年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案件总量已经占到全省法院各类诉讼和执行案件的10％以上，且逐渐呈现出案件增幅快、适用法律难、审理难度大的特点。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通过公正裁判依法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家庭关系的和睦与稳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已颁布实施，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准确理解适用。一要注重保护妇女、老人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要重视由于城市化进程导致的老人赡养问题，要通过案件的审理，实现老有所养。在离婚案件中，要关注对生活来源较少、谋生手段较弱的妇女的扶养义务的落实。要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益。二要根据家庭财产类型的发展变化处理好财产关系。家庭财产已经从较为单一财产类型，逐步发展到股权及其他投资等多种财产类型并存。审理婚姻家庭财产案件时，要重视婚姻法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以及其他法律相协调，既要保护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分权，也要重视发挥财产的整体效用，通过不同的财产分割方式，实现两者和谐并存。要认识“买断工龄款”、养老保险金等财产形态的特征，合理确定其财产性质。在涉及第三人交易的情形下，要重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交易安全的维护等因素，注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三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和善良风俗。通过案件的审理，倡导夫妻的婚姻忠诚义务、亲属间的扶养、赡养义务以及我国民间各种良好的风俗习惯，避免因案件的审理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规范普通民众道德与行为的良好民俗、习惯造成冲击，通过制裁婚姻违法行为，引导善良风俗的巩固与确立。

(一)关于离婚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公告送达，能否缺席判决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依据婚姻法的规定，只要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当事人离婚。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起诉与对方离婚，而对方下落不明的，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采取缺席判决的方式判决双方离婚。但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人口流动性比较强，公告送达的覆盖面相对有限，且关系到婚姻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因此，公告送达应在穷尽其他送达方式的情形下方可适用，缺席判决离婚应从严掌握。

(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依据《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由上述规定的立法本意理解，“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所负的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认定外，还要从夫妻双方是否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和所负的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加以判断认定，不能简单地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一方的举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举债并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债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否则其主张不予支持。如夫妻一方以与债权人发生纠纷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为证据，主张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另一方共同偿还的，在一方未能举证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则认定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为个人债务。

(三)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问题

一般而言，婚姻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是以离婚作为附条件的，但法律未禁止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财产问题自愿达成某种协议。对这种财产分割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目前审判实务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主要焦点在于在我国实行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的模式下，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这种协议，客观上无法实际履行，因为，就夫妻财产的归属而言，夫妻是一体的，在双方未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支持一方支付给另一方相应的财产，并不改变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和归属。会议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涉及财产问题的协议，经审查，只要不存在着欺诈、胁迫的情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可其合法性。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时一方主张按照财产协议分割共同财产的，应当予以支持；在既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也未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关费用的，对该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财产分割协议是否适用“显失公平”的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应当平均分割，这是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基本原则，但是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财产分割协议亦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财产分割中充满着复杂的情感因素，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协议很难完全用公平来衡量，亦无从判断是否显失公平。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中，对于一方当事人以财产分割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协议的，只要签订协议时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原则不予支持。

(四)关于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的归属问题

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所产生的孳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在金融机构存款或者购买债券产生的利息收入；二是投资实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收益。《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和奖金、从事生产和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因继承或者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只归夫与妻一方所有的除外)归夫妻共同所有。该条规定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即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投资取得的收益”并无明确界定，造成在审判实务中产生一些分歧。对于夫妻一方婚前的财产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债券等所产生的自然孳息，属于债券或者储蓄本金产生的法定孳息，依照物权法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夫妻个人财产比较适宜。对于夫妻一方以婚前个人财产投资进行经营活动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比较适宜。

八、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省许多企业持续出现经营困难、亏损、欠薪和关闭等情形，由此引发各种劳动争议案件大幅攀升。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呈现出涉及数量膨胀化、内容复杂化、区间多样化、诉讼群体化和难度增大化的特点。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劳动立法的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加大了制定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的力度，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相继颁布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劳动立法的完善，将极大地拓展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劳动争议案件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但劳动关系协调发展的难度亦逐渐增大，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仍将是当前和今后民事审判工作中社会敏感程度最高、涉及范围领域最广、案结事了压力最大的纠纷案件类型，因此，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核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切实做好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工作。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能作用，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审判工作中要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根本目标，坚持以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工作的基本司法理念，准确把握立法宗旨，把个案的公正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一要坚持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并重。要充分认识到单纯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非是劳动合同法立法的终极目的，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才是劳动合同法的最终价值取向。劳资双方具有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具体利益的相对差异性，二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必须坚持和谐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不能强调保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利益，要“放水养鱼”，切忌“竭泽而渔”。二要通过司法手段倡导稳定的劳动关系。目前，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合同短期化是当前劳动关系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劳动争议大量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要通过民事手段依法制裁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要以维护稳定的劳动关系为价值依归，对用人单位施行的“末位淘汰”、“竞争上岗”等做法，要严格审查其合法性及其效力。三要切实保护劳动者的人身权益。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阶段，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法定节假日制度、最长加班时间等制度，都具有强烈的保护劳动者人身权益的立法目的。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要通过依法裁判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手段，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一)关于建筑行业中实际施工人直接招用的人员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施工单位后，施工单位又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不具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条件的实际施工人，这是当前建筑行业的普遍现象。对于实际施工人直接招用的从事建筑施工的劳动者，因实际施工人不具有合法的劳动用工资格和经营资格，不宜认定实际施工人为用人单位与招用的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而应追溯到具有合法劳动用工的用人单位，如总承包单位、合法分包单位、劳务作业承包单位等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但不宜认定劳动者与建设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但由于发包人没有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或者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单位和个人，造成劳动者在转包、非法分包的工程施工中受到伤害的，可以参照适用《劳动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由发包人和实际施工人对劳动者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双倍工资的支付问题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82条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二倍工资，是基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非是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对价给付，因此，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具有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

关于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问题。由于二倍工资具有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不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4款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仲裁时效的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责任可视为同一合同项下约定的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定期给付之债，仲裁时效期间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三)关于工伤停工留薪期的确定问题

《山东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规定停工留薪期的确认主体为用人单位，而对于停工留薪期异议的确认应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来确定。因此，若诉讼中双方就停工留薪期发生争议，应当中止诉讼，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予以确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确定劳动者的停工留薪期。

(四)关于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请求劳动者赔偿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有服务期和竞业限制约定的以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反劳动合同的违约金。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而对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下，如何承担责任没有明确规定。除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应由劳动者承担约定违约金的特殊情形外，如果劳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法行使辞职权，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90条的规定向劳动者主张赔偿直接经济损失。

(五)关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保险待遇问题

劳动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规定非法用工单位应向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虽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伤害事故，但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此不进行工伤认定，不存在工伤认定的前置程序。因此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经劳动争议仲裁后，人民法院应按照劳动争议案件处理。

(六)关于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纠纷案件的受理问题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1款规定，独生子女父母为企业职工的，退休时由所在单位按照设区的市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发给一次性养老补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条第6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7条、《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1条的规定，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纠纷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应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

(七)关于基本生活费是否适用仲裁时效的问题

依照《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31条的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歇业时，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基本生活费。基本生活费并非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而是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同时，在司法实践也存在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长期“两不找”，时隔多年以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基本生活费的案件，若对这类案件中劳动者的主张全部支持，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而且这种案件中的企业大多经营状况很差，濒临破产边缘，若对于劳动者的主张全部支持，尤其是一些群体性案件，则很可能使这些企业难以为继，不符合既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维护用人单位生存发展的审判原则。因此，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基本生活费的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之前，适用《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之后，应适用该法规定的仲裁时效。

(八)关于加付赔偿金的处理问题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支付二倍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诉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用人单位未履行《劳动合同法》第41条、第43条规定的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等程序性义务的，应认定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应予支持。用人单位在已经具备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未提前30天通知等程序瑕疵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办法》第3条、第10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与《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87条规定的赔偿金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办法》规定的额外经济补偿金不再适用。

(九)关于双重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8条的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按劳动关系处理。该规定肯定了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没有规定适用的时间效力，对于司法解释实施之前存在的双重劳动关系是否可以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未明确。会议认为，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8条所列情形均按照劳务关系处理：但该司法解释实施之后，尚未审结的一、二审劳动争议案件均应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双重劳动关系。

（十》关于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是否终止问题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5项的规定，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是国家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用人单位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处罚措施，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终止其经营活动，如果用人单位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的，按事实劳动关系处理。

(十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实践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往往对解除劳动合同无异议，但因何种原因或者由哪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各执一词，用人单位主张因劳动者的原因导致劳动合同的解除，应免除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而劳动者则主张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形下，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以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管理责任为由，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因劳动者的原因导致劳动合同的解除，否则即推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九、关于民事诉讼程序问题

会议认为，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遵循的基本操作规程。要正确处理好审判程序与实体处理的辩证关系，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防止和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和倾向；要强化民事诉讼的程序意识，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规范审判程序，杜绝程序瑕疵；要正确处理判决与调解的关系，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对于传统民事纠纷，要注重运用调解方式终结纠纷，而对于涉及市场运行规则和导向的民商事案件，要善于运用判决方式，引导合理的市场运行规则的建立和完善；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安排部署，积极开展小额速裁审判程序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提升试点工作的成效，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必要的实践素材；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贯彻落实好中央综治办等16部委关于建立大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司法确认为契合点，完善诉调对接机制。

(一)关于执行异议诉讼案件的审理问题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案外人异议处理的相关规定，执行异议诉讼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异议，诉求人民法院依照普通审判程序确认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发生的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持有异议的，应先向执行机构提出执行异议，对执行机构的异议处理不服的，才能另行提起执行异议的民事诉讼。异议人未经执行异议的前置程序直接就确认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的，应驳回其起诉。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诉讼，以确认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为审理对象，通过审理确认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但不涉及执行程序中采取的相关执行措施。

（二）关于释明权的行使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民事行为的效力或者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与当事人的诉求不一致的，应当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程序中，一审法院未按上述规定行使释明权的，视为违反法定程序，可以发回重审。

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案件事实，对当事人是否请求调整违约金行使释明权。经释明后，当事人仍未明确请求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调整。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整违约金数额，如一审法院未予释明，二审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进行调整，无需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中。

(三)关于公告送达的问题

人民法院只有在《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的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穷尽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下，才可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杜绝随意采取公告送达的做法。

对于民事调解书能否公告送达的问题。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判决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但没有规定民事调解书能否适用公告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调解协议书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这种情况下在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如果民事调解协议书约定必须由双方当事人签收才能生效的情况下，则不能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

(四)关于人民法院对诉讼时效是否释明的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9月1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诉讼时效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一种抗辩权，而非请求权，在诉讼过程中，如果当事人未行使该项权利，法官不得在案件审理中主动援引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即在当事人未就时效予以抗辩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得以当事人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同时法官也不得在案件审理中就相关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当事人以人民法院未就时效抗辩权进行释明为由在二审程序中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或者变更公证文书的诉讼是否受理的问题

公证机构做出的公证文书主要包括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和一般公证文书两种。前者，法律赋予了债权人可以直接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即使债务人对于公证文书的内容持有异议，亦不得享有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确有错误，人民法院可以不予执行。一般的公证文书虽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具有较强的证据证明力。如果公证机构做出的公证文书确有错误，需要依法撤销或者变更的话，应当由公证机构行使撤销权或者变更权，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或者变更公证文书的，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主管范围。

（六）关于重新鉴定的问题

鉴定结论的过多过滥，以鉴代审是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要切实解决好鉴定结论过滥、鉴定程序启动随意化的问题，特别对于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或者重复鉴定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的规定，决定是否准许当事人的鉴定申请。一审程序中的鉴定结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经当事人之间相互质证后加以采信的，二审程序中原则不再准许当事人提出重新鉴定申请。